一方面，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对世界的庄严承诺，是对人类共同应对的气候变化问题的回应，是我国高质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意义重大。

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践，既让国内大循环更加畅通，也促进了国内国际双循环。与此同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从对资源配置起辅助性作用到起基础性作用，再到起决定性作用。

中国越发展，世界越受益。2021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升至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消费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不仅如此，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也持续增强，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2021年中国引资规模创新高，达到1.15万亿元，较2012年增长62.9%，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事实反复证明，不论世界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和意志都不会动摇。正如渣打银行（中国）总裁张晓蕾所说：我们看好中国长期发展前景，对中国扩大开放所带来的机遇满怀期待，也将继续在华投资发展。

中国拥有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这一优势已经且仍在发挥巨大作用，但要让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挑战不少，特别是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比较突出、要素和资源市场建设不完善等。实际使用外资增长20.5%，平均每天有1.5个外资大项目落地。利用隐私计算，可以隐藏身份证上的个人姓名、住址等隐私信息，提取身份证上某个地区或某类人群的综合性数据或抽象信息，最后保证个人隐私的同时又增加了数据的可用性。

二、发展数字经济，这里要特别调动两个关键少数的积极性。四、数字经济助力稳增长 当前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都很大，大家在探讨新增长动力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数字经济就是重要的动力之一。现在有一些问题不大清楚，比如有人提出要对平台企业的算法进行监管。这是我们在数字经济监管方面应该努力实现的目标。

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最近常说的实体经济的数字化，数字技术的实体化，对当下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巨大冲击。过去我们想解决很多问题时遇到技术瓶颈，于是不得不制定政策法规，最后发现效果也不好。

第二层意思，要对症下药。另外能否监管得了也不清楚，因为算法一直处在逐步迭代的过程中。还有，有些平台对入驻规模比较大的企业提供一些特定服务，比如给他们引流量，替他们做宣传，这实际上是给他们赋能。要坚持用字当头，把用摆在前面，平衡和处理好数据的产权保护、安全和利用之间的关系，这一条可以作为各地政府发展数字经济的基本方针来加以明确和坚持，既要重视数据产权保护不利、数据不安全等问题，也要防止有关利益主体借口数据产权和安全问题人为限制数据的流通和使用。

数字经济不仅涉及技术问题，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它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后，由产业革命扩大而形成的一种新经济形态。当这样的巨大变革发生后，整个社会受到全方位的冲击，包括产业组织形式、就业结构等。还有些平台企业，凭借资金优势压低价格来挤压竞争对手，而不是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或经营方式来参与竞争。这几年我们也在讨论所谓卡脖子问题。

首先，数字经济富有创新。中国这些年的数字经济发展很快，有些企业仅用几年时间就壮大了起来，是因为一批拥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他们有重新组合资源的能力、敢于承担风险、有胆识以及很强的执行力。

以上为刘世锦在5月22日百度财经与北大国发院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的发言。只有让市场活跃起来，让市场的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所谓的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赢者通吃就会产生不平衡，包括企业组织、市场秩序、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的不平衡，这将使整个社会的经济、产业和市场结构面临重整。每个地方经常会看到有一些领导人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在重构经济中的各种联系或关系。同时，发展数字经济还需要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官员。现在真正的企业家是组合土地、劳动力、资金和数据等资源的人，这些原本零散的资源要靠企业家组合起来发挥效用。第二个关键少数是地方官员。

这些年电商发展起来以后，很多中小实体商店甚至大型百货公司都经营不下去，商场里经常是售货员比顾客多，电商对实体商店的冲击很大，所以有人说虚拟经济在冲击实体经济。四十年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搞数字经济，如何监管平台企业。

快速发展的电商平台将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算法推荐和互联网平台，就不可能出现杀熟问题。

第一个关键少数，是企业家。这些问题涉及平台本身的问题，也与市场问题甚至社会问题有关。

我们应逐步形成既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接轨，既经过时间验证有效，又能在国际上把道理讲得通的新的管理模式。最近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地方性意见、条例或法规，其中有些侧重保护消费者隐私和国家数据安全，有些则侧重保护企业数据权益。在看待数字经济发展的问题上，平台、入驻平台的企业、消费者和监管部门等有关各方，只有大家都秉持一个比较谦虚的态度，多探索，多讨论，为创新留下足够的空间，都求真务实，最后才能推动这个行业比较正常地发展。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创新精神，地方政府领导人也可以具有企业家精神。

四十多年前，农村一个村里可能只有一部手摇电话，几千上万村民通过这部电话获取或传递信息，而现在人人都有一部甚至多部手机且可能24小时开机，所以说数字经济使数据的信息密度空前增加。我不是很清楚要对什么算法、哪一类算法进行监管，因为这本身是个技术问题。

更重要的是，要出台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深化改革开放的大举措，这样才能实质性地增强大家的信心。总体而言，目前平台企业的治理和平台企业本身的发展还处在上升期，没有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且上升的空间还很大，包括平台经济的市场结构调整等。

最近几年我们去农村调研，看到因为电商平台及物流体系，农产品只需两三天时间就可以卖至全国各地，这在过去很难想象。虽侧重点不同但各有各的道理，我们不急于下结论，可以让各地监管部门差异化地去尝试。

卡脖子的核心涉及技术问题，但底层技术实际上是一些前沿的科研成果，所以要想在底层技术和源头创新上突破，关键要能够形成一种与前沿科技成果相配套的自由探索的环境、文化和机制，特别是激励机制，而这正是我们目前比较缺失的东西。强调数据保护和数据安全，要抓主要矛盾，用字当头，不能本末倒置。三、平台企业治理应留足创新空间 如何鼓励地方和企业积极探索数字经济的治理方式，尤其是自身提升治理水平，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准确的、清晰的答案。平台监管中还有很多问题暂时说不清楚，因为问题还在发展中，包括反垄断问题。

数字经济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着眼于人、发力于人，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创新。这些问题可能需要各方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共同努力，更多探讨，摸索规律，对有些还不清楚的问题留下探索空间，不要急于下结论。

现在讨论这些问题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让数字经济在下一步获得更好、更顺畅、更被各方所接受、更具可持续性的发展，而不是不发展，更不是要倒退。有些地方就是因为有了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领导人，整个地方的面貌就不一样了。

等尝试一段时间，等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有些问题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时，再出台一些全国性的法律法规，效果也会更好。某一平台占的市场份额可能很高，但这个平台上入驻了几十万企业以及几亿消费者，它是一个交易场所，和传统的大型石油、钢铁企业已经不是一个概念，因此对平台企业反垄断也和传统企业不一样，需要继续探索。